“高考30年”，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，让“改变了命运的人”惆怅万端。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“老三届”几乎人人都是传奇，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“后来者”，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。“高考30年”，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。

　　恢复高考制度，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。对知识的渴求，对真理的探索，对人类文明的洞见，撞开了僵化的体制，摒弃了奴才心态，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，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，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。

　　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，不是来自大学，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，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、独立思考、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。

　　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“考试超越了教育”，掀动起繁荣的“考试产业”。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，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。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“农门”，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，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。

　　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

　　1977年，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。那年夏天，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，说那个在“天安门事件”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。到了10月份，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，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，“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”。这时候，我才知道还有“大学”这么一种学校，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。

　　次年，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《人民文学》。再过一年，平反、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，带着全家走出深山，“考大学”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。

　　恢复高考制度，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，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。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，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。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，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，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，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，都拿起了识字课本。

　　高考只让一小部分“幸运儿”走进了大学，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风气，唤起了“振兴中华”的勇气和“攀登科学高峰”的信念。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，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，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，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，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，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，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，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。

　　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，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。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，始于高考恢复。

　　中国最公平的制度 

　　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。各类考试、各种法律、规范和制度，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，唯独在高考上，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。无论从考试、阅卷、还是打分、张榜，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。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“递条子”、“走后门”现象，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。

　　还有，高考基本实现了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原则，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，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。能考上（不是花钱进入）大学的人，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。

　　“高考30年”，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，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：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，高考方式在变化，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，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？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？

　　可以说，高考证明，在中国社会，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、清明、不折不扣执行。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“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”是不完整的。那么，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、法规、制度都能做到公正、公平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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